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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欲斬斷官員“期權腐敗” 官員3年后方能經商

發布時間:2010-2-12 20:13:02

 “國家公務員必須嚴格遵守的政治紀律有:A。不得散布有損政府聲譽的言論;B。不得經商、辦企業以及參與其他營利性的經營活動;C。不得組織或參加非法組織;D。不得組織或參加反對政府的集會、游行、示威等活動。”

  這是2009年公務員考試公共基礎知識模擬試卷中的一道多選題,答案是“ABCD”。

  其中,B選項正在被10萬余名在編的上海市公務員重新溫習。

  近日,上海市紀委、市監察局聯合市公務員局醞釀出臺《關于進一步規范本市公務員離職后從業行為的若干規定》。

  據上海市紀委相關負責人介紹,這份規定將明確兩個“不得”:副處級以上干部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社會中介機構等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或其他可能與公共利益發生沖突的活動。

  目前,上海市各區縣、各委辦局正在實施自查自糾。干部人事部門負責對退休(辭職)公務員從業情況進行登記,紀檢監察機關負責對從業情況進行甄別,對違規行為提出退職、退股、退款等處理意見,責令限期改正。

  上海灘商界官影隱約

  盡管引起社會熱議,但上海對公務員下的這道“禁商令”并非新鮮事物。2005年通過的《公務員法》早有相關條款,其中第102條還對違規人員和接收單位的處罰做了具體規定。

  既然有《公務員法》頒布實施在前,政府為何還要下一道“多此一舉”的指令?

  “現實當中有一些現象促使紀委做出了這個決定。”長期從事黨建理論研究的浦東干部學院教授劉靖北說,“近來上海灘商界官影隱約,引起上海市委重視。”

  8月13日,上海外高橋保稅區管理委員會原規劃建設處處長陶建國,因涉嫌受賄1485萬余元(其中包括29套房產),在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接受庭審。陶建國承認“確實拿了上述錢款”,但否認受賄,自認為收的錢乃“經商所得”。陶建國的代理律師翟建認為,“這是犯錯而非犯罪”,只是“公務員違規經商而已”。

  引起全國關注的“6.27”蓮花河畔景苑13層樓盤倒塌事件,暴露出梅隴鎮鎮長助理和多名政府工作人員也在“開發商”的隊列中。

  還有年初審理的“官商”王妙興案件。王妙興利用上海市普陀區長征鎮黨委書記和新長征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的雙重身份,斂財達1.08億元。

  退休官員“占地盤”,曾令上海市為之蒙羞。在該市去年查處的案件中,上海市土地學會會長殷國元、房地產行業協會會長陳士杰,都曾是政府房地產部門的官員,退休后紛紛擔任與房地產相關的行業協會或學會負責人,利用原職務的信息和人脈優勢,為房地產商打通土地審批的各個環節,嚴重擾亂了房地產市場的秩序。

  “針對離職公務員的限商令很必要,針對在職公務員的禁商令更重要。”華東師范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克霆說。

  也有學者認為,這項不新的“新政”旨在順應民意。“老百姓對腐敗深惡痛絕,反腐是民意的"最大公約數"。”劉靖北說。

  權力的“余熱”需要冷卻

  “這個制度設計比較合理。”《東方早報》首席評論員魯寧對于3年這個期限設置表示贊賞,“一般離職一年,原來的關系網就差不多失效了,最多兩年。比起其他職務關系,公務員關系網的有效性時間更短。”

  3年的量化指標有何依據?多名研究人際傳播學的專家在接受本刊采訪時都表示:對官場關系網的量化研究目前還是空白,雖然他們個人“很感興趣”。

  劉靖北則從人事制度的安排上做了解釋:“現代社會發展迅猛,人事變動很快,等過了解禁期,離職官員提拔的人很可能已經不在位置上了。”

  上海市公安局的一位干部認為,公務員經商的解禁期與解密期在本質上是一致的。“在重要部門工作的人,離職后根據涉密級別有不同的解密期,一般是3年。公務員是一個有能量的位置,即使離開這個職位,能量也不會立即衰減,而是有一個余溫未消的冷卻期。”

  劉靖北說:“權力可以尋租,權力延伸也可尋租,這是離職后權力的"剩余價值"所在。余威也是一種資本,官員之前在官場上對同事、下屬形成的影響,并不是馬上人走茶涼,中國是個人情社會。處級以上干部都掌握了相當一部分實權,某些時候他們甚至負責解釋政策,如果用于鉆營,他們通常比普通人更善于發現和利用政策漏洞。他們與其他市場競爭者之間是一種信息不對稱、地位不平等的關系,嚴重損害著市場經濟的公平性原則。”

  坊間民謠“我們唱著夕陽紅,下海經商辦企業;我們講著秋天的故事,離職以后富起來??”描述的就是離職官員利用權力的“余熱”與民爭利。

  財產公示更有效

  “這項即將實施的"新政"只是看起來很美,”上述那位公安局干部表示,“實施起來很有難度。”

  “比如,一名公務員辭職后已經脫離了公務員序列,怎樣對其進行有效監管?繼續用權力機關來監管社會人往往是失效的。還有異地注冊公司,或以配偶、子女名義注冊經營,都是可以鉆的空子。”

  上海市楊浦區工商分局一名公務員告訴《望東方周刊》:“這樣的規定似僅僅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之舉。”

  浦東新區國稅局的一名公務員表示:“此類規定實際上在用一種不公平取代另一種不公平經商是公民的權利,公務員應有合理的自由選擇權。現在這樣做,很大程度上有"有罪推定"之嫌。”

  有被訪者稱,政策不斷地被重復,正說明了其貫徹的無效性。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央和地方禁止公務員經商、辦企業和兼職的文件、法規很多,據不完全統計,其中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名義頒布的就有40個左右。

  而各地地方性法規的相互抵觸,說明了在這個問題認識上的不穩定、不連貫。為了發展市場經濟和民營經濟,一些地區曾對“下海”官員給予“保留身份、保留職務、保留待遇”的優厚條件。

  2005年,上海市虹口區區長程光突然辭官,出任印尼大財團三林集團中國區總裁,這一新聞在當時還被當作顯示上海干部機制靈活性的范例。

  上海市委機關一位退休7年的老處長告訴本刊記者:“10年前我從內心深處認為年薪幾十萬的,都是該槍斃的貪污分子。”后來他那個處的一些人去了經營單位,都是年薪幾十萬,現在連他自己也后悔沒有把握時機早點下海,“別說還在位置上,就是剛退那會兒,要找方向也容易得很!”

  劉靖北認為:“這是發展市場經濟歷史過程中對加快市場經濟所做的妥協,現在反腐以及凈化社會空氣提升到了更重要的地位,對官員不是太嚴厲,而是太寬松了。”

  “離職公務員的限商令還是治標不治本,”劉靖北說,“真正有效的監管是財產公示,官員拿了再多的不義之財最終總要進入消費領域,否則就是一堆廢紙。”他認為,單靠上海市等地方的“小動作”還遠遠不夠,如果中央在十七屆四中全會之后列個公務員財產公示的時間表,效果會好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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