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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發文外資企業不再有超國民待遇

發布時間:2010-4-28 12:22:56

  真正有競爭力的在華外企需要的不是“超國民待遇”的特權,而是市場環境的公平和公正、政策環境的穩定和透明

  “擺脫資本短缺制約的中國,引資動力已逐漸減弱。外企如不及時調整經營戰略,接受政府的正常監管,繼續抱著‘超國民待遇’不放,肯定沒有希望。”4月22日,一家知名跨國公司中國區公關總監私下告訴《瞭望》新聞周刊,十天前國務院公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利用外資工作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9號文)是一份標志性文件,意味著“過去那種無條件的‘外資優先’時代結束了。”

  今年以來,西方企業界和境外媒體競相提出中國投資環境“惡化論”。3月下旬,某西方國家駐京商會在其調查結果中提出,“由于中國政府采取一些措施,將外資企業排除在中國一些蓬勃發展的市場領域之外,在華跨國公司的不滿情緒日益抬頭。”比如,有利于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新規定,以及使外資企業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政府采購政策。

  國家發改委對外經濟研究所所長張燕生向《瞭望》新聞周刊解讀說,“一些政策的調整是為了完善市場經濟體制,力求讓企業在公平、規范的市場環境下競爭,是對吸引外資政策的進一步改善。這是改善外資的綜合政策環境,適應新形勢的需要。”

  根據9號文規定,中國對高科技產業、服務業、節能和環保產業的海外投資表示歡迎,但對重污染和高能耗及產能過剩的產業的投資則受到限制。合格的外資公司甚至可以在華上市,發行公司債券或開展中期票據業務。

  “有一些不同的聲音很正常。”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衛平在接受本刊采訪時也指出,“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都是好的,只要是在中國規范投資,不是靠以前‘超國民待遇’生存的外資企業都不會有太大問題,已經規范的企業不會把這當作一個很大的負擔。”

  事實上,外資內部也有相當的肯定意見。例如,還是上述某西方國家,其駐滬商會同時發布的調查報告則顯示,約90%的會員表示,過去6個月內,自己的企業在此期間經營狀況持穩或有所改善;近2/3會員表示,其在華業務計劃沒有改變;即使改變,也是在增資而非減資。這與其駐京商會公布的結果形成鮮明對照。

  “不過,外企針對國內投資環境的抱怨,也并不全無道理。”在黃衛平看來,作為政策制定部門,對于外企的抱怨都應該認真傾聽,“被投資國有責任有義務為投資者創造好的投資環境。何況國內市場本身不完善之處還非常多,比如市場公平和政策透明等。要多聽外資的抱怨也要善聽抱怨,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是關乎國家信用的大事。”

  投資環境轉變乃全球大趨勢

  對于9號文的出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趙晉平為《瞭望》新聞周刊解讀說,“這實際上是我國在國際金融危機后,為提高利用外資質量和水平,更加重視利用外資在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方面的作用,以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調整和節能減排的需要。”

  因此,在黃衛平看來,外資在華投資環境當然會有變化,而且這種變化是必須的,“但這種變化不是惡化,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要求。對待此次外資新策不能誤讀,外資在中國享受的超國民待遇不可持續,應該站在發展的立場來看待政策的著力點。”

  具體到9號文,從利用外資目標上來看,主要是根據我國經濟發展需要,結合國家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要求,擴大開放領域,鼓勵外資投向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嚴格限制“兩高一資”和低水平、過剩產能擴張類項目。

  “改革開放30年后,適應新的形勢,就會有一些新的要求、新的變化”。張燕生舉例說,2009年重慶成為引資的熱點地區。除了傳統的沿海地區比較吸引外資以外,現在外資開始看重中國中西部地區的投資前景。重慶大量吸引外資很大程度上與此因素有關,此次利用外資政策也是適應這個變化,鼓勵外資更多地走向中西部。

  至于嚴格限制“兩高一資”和低水平、過剩產能擴張類項目等內容,張燕生認為,這不僅僅是跟我國的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大背景聯系在一起,而且也是全球節能減排、發展低碳經濟的大勢所趨。就中國來講需要節能減排,這就需要國內的企業節能減排,而外資在中國投資也理所應當承擔減排的責任。

  “這些政策變化也是全球性的,不只是為了切合中國的需要,全球都需要可持續發展。”張燕生表示,中國抑制“兩高一資”的政策并不是只針對外資企業,國內企業也一樣受限,實際上是一個公平的政策調整。

  黃衛平解釋說,在改革開放的相當長時期內,中國在土地、勞動和資本三大要素中,最缺的是資本,“當時甚至是一些污染較大的企業也引進到中國,對維護勞工利益和環境保護缺乏足夠的重視。現在,在經濟發展由追求快轉向提高質量的情況下,一些口子肯定會收緊。他指出,這不是中國獨家個案,而是世界經濟向著更高水平發展的客觀需要。”

  “現在,隨著政策的出臺,一些外資存在著被擠的可能,但這恰恰說明這些外資在污染環境上存在問題。”他告訴本刊記者,就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來看,高污染、高能耗的外資在國內不會有光明的前景,“這對已經規范的外資沒有太大影響,而那些有問題的外資、靠著超國民待遇活著的外資,可能有很大的生存壓力。”

  “同一起跑線”是市場完善需要

  9號文的另一著力點是創造更加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而享受慣了超國民待遇的部分外資企業當然會一時不適應。黃衛平曾就此回應歐洲和美國駐京商會人士,“這不是要限制誰,而是把平臺搭得更大一點,取消超國民待遇也是希望大家在一個起跑線上競爭。這是中國完善市場經濟的舉措。”在其看來,“對于規范的跨國企業來說,其自身也明白,長期實行雙重標準是不可能的。”

  張燕生進一步指出,過去我國對國企的稅收平均是30%左右,民企是20%左右,而外企平均下來是12%左右,如果在同一個行業經營的話,對于國企和民企來說是不公平的。從市場競爭原則來看,要市場化就需要進行調整。一些政策調整實際上是中國市場化的結果。

  “現在有些企業會認為,你過去對我這么好,現在怎么不好了?難道為市場競爭創造公平條件不應該嗎?為什么外商投資企業在中國如此成熟的條件下,不能跟中國的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公平競爭呢?”張燕生強調,看待政策不能有偏頗。

  例如,針對外界對政府采購的質疑,黃衛平指出,“美國的救市提出要買美國貨,英國的救市提出雇英國人,這些都和政府采購沒有什么兩樣。在此方面,外界對中國的看法存在著雙重標準。部分國家甚至到現在為止還不承認中國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

  “兩稅合一等政策進一步為企業公平競爭創造了條件,這是適應市場經濟的需要,也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趙晉平也表示,時至今日,中國經濟基本面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市場主體也發生了變化,包括一些國有企業也通過改制、上市等方式實現重組以適應市場的需要,已經形成多元化的企業結構,公平競爭的呼聲也就越來越高漲,“這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必然。”

  繼續優化對外開放國策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份,外商對華投資累計設立企業近69萬家,實際使用外資超過1萬億美元,中國連續17年位居發展中國家之首。在全球跨國直接投資下降近40%的情況下,2009年中國吸收外資仍保持在900億美元的高位,僅下降2.6%,居全球第二。

  在中國30多年的發展中,外資為我們帶來了巨大的投資、技術以及管理技巧和觀念的沖擊,也為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選擇,其功績不能抹殺。張燕生表示,伴隨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鼓勵和歡迎外商來華投資的社會環境沒有變,也不會變,“30年來,外資在中國的獲利情況也沒有出現大的變化,而且向好趨勢還在進一步加強。”

  現在,我國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需要花錢”和“有錢可花”的地方并不匹配,中西部地區經濟建設仍舊面臨巨大的資金缺口。外資企業的落戶,在創造稅收和就業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管理理念。因此,張燕生認為,招商引資對于中國來說,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對促進中國經濟的發展仍然非常重要。

  這個背景下,對于外資對中國投資環境的抱怨,尤其是那些針對我國市場制度不完善的意見,也要高度重視。比如,各級政府和部門的政策和行為不穩定導致市場環境不可預期。坦率地說,這個問題也并非只有外企才感受到,內地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更感受深刻,一直是影響我國經濟市場化的重要障礙。對此,黃衛平認為,政策主管者應該接受這種“抱怨”,傾力消除這種“抱怨”。

  更具體的案例還包括針對汽車領域對外資并購的限制,不準外企直接在中國設廠造車。中央黨校學者鄧聿文指出這沒有必要,“政府這樣做原本是為了保護弱小的汽車工業在開放后免受沖擊,但十幾年下來汽車合資的結果表明這種限制并未起到應有的效果。外企在和國內車企的合資中,照樣大賺利潤,而國內車企所希望的核心技術并未得到,自主研發水平不高,競爭力不強。”

  為此,他提出了一個觀點,任何時候中國都需要外資,“但需要外資的理由,不是其技術、管理經驗和治理機制比國內的企業先進,這方面的差距隨著中資企業的發展,終究會縮小和趕上的。很簡單,需要外資來‘攪局’,即需要外企來促進和激活國內的市場競爭。”

  就當前而言,在國有企業壟斷市場,民營企業力量還比較弱小的情況下,鄧聿文認為外企作為管理相對規范,技術相對成熟的企業,比民企更有實力去撼動乃至打破國企的壟斷地位,“即使將來民企主導中國的市場,也需要一個外在的力量去和民企競爭以保持市場的活力。”

  “所有這些,需要有雄心、有遠見的外資和中國政府一起共同推動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深化開放政策,營造更加穩定和公平的市場競爭環境。”黃衛平最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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